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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夫:构建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3月27日,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人民网理论频道联合主办的“疫情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线上高峰论坛举行。针对疫情大考中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等课题,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地方单位代表在线进行理论研讨与案例分享、助力以智战“疫”。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天夫围绕《构建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主题作了主旨发言,他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并且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在社会治理中一定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撑和社会基础。

王天夫谈到,在社会治理的目标方面,《决定》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个目标与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一致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远大目标是一致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支撑这些宏大目标实现的具体内容。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扩容方面,《决定》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新增的两个方面是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民主协商,可以认为是具体的治理实践方式,是基层社区具体社会事务解决的治理方式,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里明确实施的制度形式。事实上,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只有使用民主协商的形式、经历民主协商的过程,才能动员更多的基层社会成员,才能更好地解决基层实际的社会事务。科技支撑则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关。随着社会多元化,面对的社会治理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治理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科技支撑就是要使用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顺应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趋势。

王天夫认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解决的是最终由谁来承载的问题。对此《决定》中也有明确的论述,就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概念是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从共同体来开始思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一是共同体是一种身份认同,它不仅是利益相关的,而且是利益共享的。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在强调个人身份认同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这个整体。当个人觉得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一定会有集体的意识,认同“我是集体的一部分”。因此,在承认共同体身份的时候,个人不仅仅享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为共同体贡献自身的利益。二是共同体里面的个人在共同体的集体身份意识之下,个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有主动积极性,愿意为整个共同体贡献力量,这就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讲的担当、责任。三是共同体内部的人们本身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关系、社会关系,通过“共同体”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关系,可以在具体的社会事务问题上将人们再次连接在一起,成为社会治理中的关系资源,成为社会治理中的可动员起来的中坚力量。四是共同体有集体行动的倾向。正是因为有着共同体的身份与意识,有着共同的可共享的利益,有着更多的社会关系群体组织,在很多时候共同体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在动员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同进同退。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客体,是由这些参与其中的群体展开治理行动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里的“人人”不应该仅是指单个社会成员,很多时候是指共同组成社会的其他组织、单位、机构及团体等,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政府机构,都是社会成员之一,所有这些一起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

针对社会治理如何开展这一问题,王天夫表示,《决定》中把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即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第四个方面也就是基层社会治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法治保障,构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到基层等,这些论述都对应着《决定》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重要表述。我们平时所讲要发挥家庭家教、家风伦理的作用,则对应着“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一要求,针对基层人们的日常公共事务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