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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疫情下的数字化生存与社会治理


3月27日,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人民网理论频道联合主办的“疫情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线上高峰论坛举行。针对疫情大考中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等课题,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地方单位代表在线进行理论研讨与案例分享、助力以智战“疫”。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严飞作了题为《疫情下的数字化生存与社会治理》的主旨发言,他表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要特别关注社会底层的民众在这一次疫情期间的困境和需求,以及从社会治理层面如何更好的帮助这一部分群体。在疫情暴发时期,基本上会显现出两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显性的集体特征。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尽管我们公共的医疗卫生系统在短时间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许多城市基本的日常生活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资源都维持着稳定,所以从这一个层面出发,我们的疫情防控在宏观层面上是有成效的,充分彰显出我们国家在资源动员和国家治理上的能力。第二个特征是隐性的集体特征,其中,慢性病患者如何就医、家庭照料问题、焦虑情绪蔓延、邻里信任等话题都值得关注。

严飞谈到,在数字化技术时代之下,有三点值得我们去深度观察。第一点,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的学习行为在发生深度的改变。这种深度的学习行为改变,不仅仅包含了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年轻的一代也是不断学习使用各种在线教育平台和软件。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不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需要深度掌握,提早为数字化在线教育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点,新家庭主义的内核在深化。新家庭主义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术语,这样的一种场景,伴随着今天数字技术的深度使用,包括了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祖辈,他们都会非常熟练地使用数字化的产品,在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见面的情况之下,可以通过技术把家庭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今天我们新家庭主义的内核不断地进一步深化。第三点,社会情绪会大面积的凝聚。疫情期间,因为大家对疫情的高度关注,自然导致人们自发产生了一种共性的社会情绪的集聚,这也是特别值得去观察的数字时代下的新现象。

针对疫情暴发期间所带来的四大隐性集体特征,以及数字化时代的三点改变,严飞认为,在社会治理层面应该做好如下三点准备:首先,疫情下的社会治理要做好弱势人群的危机管理。特别是针对有特定需求人士和社会边缘人士,在基层社区工作中要把他们包容在整个社会的管理框架之下,进行包容化的一种帮扶、一种赋权。比如在街道建立慢性病患者康复中心,在社区创办家庭互助小组等。其次,疫情下的社会治理要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层落地。针对可能发现的区域特异性普遍心理问题,可以通过实施以社区为单位的管控政策与干预方案,系统性的开展群体的心理状态调节与恢复,以“生理-心理-社会”的社区全人康复为理念,建立社区心理关爱服务档案,培训心理康复积极分子和心理康复治疗师,通过基层组织指导建立心理康复互助组、支持小组,以增强社会获得感和满足感。再次,疫情下的社会治理要注重舆情的弹性应对。针对舆情,要建立起制度性渠道,通过官方信息的权威发布,让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情的进展,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督机制,会更加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加大众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信任度。